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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朱福生,是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控申部门的一名检察官。我今年60岁,今年12月份就要退休。参加工作已有40年了,我想是时候该讲出我的检察故事了......
30年前,我结束10年的区计量管理所工作,因为一直心仪政法工作,经过努力于1988年考入检察院。30年前,上海县与老闵行区还没有合并,还没有现在的闵行区检察院,那时称为上海县检察院。进院后,我在反渎局的前身法纪科工作。那时管辖的案件,主要是重大责任事故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、刑讯逼供等。
无论从办公条件、还是生活设施,和30年之后的今天真是无法比较。说起当时的工作、生活的情景,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。那时全院只有几辆机动车、几辆二、三轮摩托车和一些公用的自行车。办案时,路程远的地方,例如出差到江、浙一带或者去郊区便由院里派车,路程近的便是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。
我记得有一次,为了确认一起玩忽职守案件中涉及受贿、贪污犯罪的部分事实,我们到浙江温岭出差。当时车里没有空调,路况又差,经过一天的路途颠簸,一位同事在闷热的车子里捂着肚子连声说不好了。一问才知道,原来他肛肠毛病复发,造成脱位了......可见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辛。
还有一次,正好是最高检、最高法联合发布通告,敦促犯有贪污、受贿犯罪的人员在限定日期内投案自首可以从轻,一过规定期限,一律从严惩处。通告最后一天,检察长亲自坐镇,全院上下灯火通明。有的干警在院里接待前来自首的人员,做笔录、接收赃款;有的干警对已经掌握证据但没来自首的,准备上门抓捕;法警在给车辆和戒具做最后的检查准备。
晚上,检察院没有伙食供应,行装科科长的妻子便带着烧饭家伙当来到院里,生起煤炉子,蒸馒头、包馄饨、下饺子。回想起来,那天真是白天、晚上连轴转,不过既办了案子又饱了肚子,不知不觉度过了人生中有意义的一天。1993年,原来的闵行区与上海县合并,成立了新的闵行区,办公条件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发生了变化,一步步地走向现代化和智能化。
1992年的一天,我在河南出差感到身体很不舒服,那阵子常常莫名地感到疲劳。回到上海后我去医院做检查,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,那年我正好36岁,儿子3岁。
刚进入检察院没多久,正准备一展宏图,却发生了这样的事。开完刀后,我住院一段日子,天天躺在病床上,无所事事。那段日子里,我一共住院了28天,在家又休息2个月。说实话,我不惧怕死亡,但怕浪费有限的生命。所以在这期间,我一直在读书学习。直到某天,单位的同事找到我,原来是住院前办理的一起案子现在进入了公诉阶段。我想,我一个和疾病作斗争的人,在病床上,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,能工作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现在组织需要我,当然义不容辞。于是,这一回去工作就一直到了现在。
虽然工作和生活都很繁忙,但是我一直坚持学习。进入检察院之前,我学习的是经济学,这个专业对反渎工作有一定帮助,但是还远远不够。所以,十几年来我每天晚上坚持学习,读了法律大专、本科,一步步从书记员走到助理检察员再到检察员。
1999年,我服从组织安排被调往控告申诉科室工作,这一待就是18年。在控申部门工作要有一颗“强心脏”。我被不懂法律的人责难过,被脾气暴躁的人辱骂过,也被有精神障碍的人打过,但始终保持微笑。我不介意受点委屈,因为化解一个矛盾,就是挽救一个家庭,还一方平安。
七、八年前的某一天,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来院上访,称儿子小胡被刺伤成植物人。虽然凶手被判了七年,但巨额医疗费却一分未赔。得知情况后,我第一时间受理了她的申诉。原来,由于被告人已被判刑,胡家该赔偿到的120万医药费在执行上遇到了困难。而且,胡家为了给儿子治病,已经倾家荡产,女儿也辍学打工,处境十分艰难。
胡妈妈告诉我,儿子的工资和奖金都在银行卡里,现在他成了植物人,钱取不出来了。于是,我们先到银行营业部门咨询,得知重新设置密码要本人到场。后来,我们又到了公证处,被告知证明母子关系也必须要本人提交申请才可以。接着,我们又来到法院……后来,经过多方沟通,我们才在当地帮小胡申请了残疾证,证明了胡妈妈是其监护人,用这样的方法才把小胡的工资和奖金取了出来。
控申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一扇窗口,它更能了解群众在想什么、希望什么、需要什么。2010年来,在繁忙的接待工作之余,我一共办理救助案件33件36人。因工作突出,我多次荣获市、区立功授奖,我们闵行区检察院的控申接待窗口先是连续9年获得最高检“文明接待”窗口称号,接着又连续9年获得“文明接待示范”窗口称号。
今年12月份,我即将退休,为40年的工龄划上句号。我的前半生既短暂又漫长,既平常又不平凡。40年勤勤恳恳地工作,认认真真地学习,让我明白即使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发光发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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